利率下行期商业银行表现如何
近年来，我国利率持续下行，商业银行如何在利率下行、资产质量承压的背景下跨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梳理利率下行期各国商业银行的运行特征、商业银行的应对方法及逻辑，为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利率下行提供参考。
利率下行期各国银行业运行特征
1.净息差收窄，但在各国表现不同。
在利率下行期中，由于资产端收益率下降空间一般较负债端成本率更大，银行业净息差收窄是普遍的规律，但各国银行业净息差的变动幅度和规律又存在不同。
日本中央银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下调政策利率，并于90年代末探索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在此期间日本商业银行净息差均保持在1%以上。2013年以后，日本中央银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和负利率，日本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012年的1.02%持续收窄至2021年的0.54%。德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利率水平在3%左右，随后其净息差水平随着基准利率的下行快速收窄，2023年末下降至0.96%左右。
美国近年来有两次主要降息过程，一是在2007年后的降息，主要为应对金融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直至2015年。二是2020年新冠疫情后的降息，这一轮降息具有应对短时冲击的特征，所以本文主要分析2007年降息对银行净息差的影响。
在利率下行期，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随着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而有所下行，生息资产收益率从2006年的6.2%下降至2015年的3.2%，下降3个百分点，与联邦基金利率降幅同步，但同时计息负债成本率也从3.6%下降至0.4%，同步下降3.2个百分点，从而稳定了净息差，整体净息差保持在2.5%以上。
2022年后，伴随着政策利率快速上升，美国银行业净息差同步回升至正常水平。从不同银行间的表现差异来看，住房按揭贷款占比较高的银行净息差收窄幅度更大，富国银行2008年住房按揭贷款占比为38%，其净息差由2008年的4.83%下滑至2015的2.95%，在主要银行中降幅最大，明显高于美国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占比29%，利差下降79BP）、合众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占比14%，利差下降69BP）、PNC（住房按揭贷款占比12%，利差下降63BP），且住房贷款占比越低，净息差收窄幅度越小，这体现了地产周期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即由于相关贷款重定价从而导致银行净息差收窄。
我国在利率下行期净息差收窄，我国政策利率主要是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2013年中政策利率见顶后至2024年6月末，累计下行260bp，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59%收窄至2024年一季度的1.54%，下降105BP。
2.各项贷款占比下降，对公贷款占比先升后降直至经济复苏。
在利率下行期，各国都出现了各项贷款占比下降的特征，其中日本银行业下降最为明显，根据柳荣等的研究，日本商业银行低息时点各项贷款占比仅为46%，相对高息时点下降13个百分点；德国、美国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利率下行期往往叠加经济下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导致贷款需求下降，同时净息差收窄也使得银行业务向非信贷方向转移。
如果考察各项贷款的结构，可发现利率下行期零售贷款下行早于对公贷款，复苏又晚于对公贷款。从逻辑上看，复苏在经济下行的初期，由于住房需求降低，失业率升高和工资增长的停滞，个人消费不振，零售贷款占比首先下降。
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前，银行业零售贷款占比首先下降，至2008年9月下滑至占各项贷款和租赁总额的41.67%，企业对公贷款占比则于2008年8月见顶，恰是美国金融危机集中爆发的时点（2008年8月美国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而后企业对公贷款占比一直下降至2010年11月，零售贷款占比被动上升，随后企业对公贷款占比再次持续上升至今，这也符合企业投资需求复苏是经济复苏的起点的理论，从增速上看上述关系同样成立。
3.不良贷款率上升与降息基本同步，见顶晚于政策利率见底。
政策利率由中央银行确定，利率下行也是对经济下行的反应，各国利率下行期往往叠加经济增速下行，经济增速下行背后是企业盈利下降，企业盈利下降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实际的演变过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经济快速下行期，央行开始降息，企业出现拖欠贷款现象，银行资产质量下滑；二是政策利率见底后，由于风险不断化解，银行不良贷款率甚至可能有所降低。
以美国为例，在金融危机开始以前（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始可追溯到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的2006年末，政策利率已由5.25%开始下降，银行不良贷款率开始上升，政策利率在2008年末见底，而不良贷款率继续升至2009年末，达到最高的4.96%，之后不良贷款率因不良处置而持续下行，最低利率一直保持至2014年末，此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有1.47%且持续下降。同样，日本、德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也在降息后最高升至5.8%、3%；但进入低息时代后经济低位企稳，银行业暴露风险逐步消化后分别降至1.1%、1.2%。
4.对不同规模机构的差异化影响需结合时期和监管政策分析。
在利率下行期，由于大型银行一般更具综合化经营和网点优势，能够有效应对息差冲击。国信证券选取2019~2023年东证银行指数中的76家银行样本，发现日本大型银行盈利能力明显好于中小银行，相对应的大型银行市净率也高于中小银行，并存在区域银行被兼并的浪潮。根据日本银行业协会数据，日本前五大银行总资产份额从1996年末的38.8%提升到了2017年末的64.4%，区域性银行Ⅱ从1990年末的132家减少到了2023年末的103家，这主要是日本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大型银行的投资能力和负债成本优势得以体现。
在经济复苏后利率上行，如中小型银行投资受到限制，大型银行在利率上行情形下证券资产价格下降，反而容易呈现脆弱性，如欧洲的瑞信、德银，而美国由于特朗普政府通过了对中小银行监管放松的法案，债券亏损导致的危机主要在硅谷、签名、第一共和等中小银行发生。
利率下行期各国银行的应对策略和逻辑
1.混业经营背景下的美国银行业：提高轻资本业务占比，信贷占比下降，债券业务和证券业务占比提升。
如前文所言，2008~2015年低利率时期，美国银行业各项贷款占比下降，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得大量超发货币积累在银行，贷款需求相对不足，由于美国银行业属混业经营，利率下行期，美国大型银行中间收入占比大幅提升，又以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及自营交易收入占比提升为主，低利率环境下推动资产价格增长，带动资管和财富管理费用增长，但增幅明显小于资产价格，在此逻辑下，美国银行业证券投资占比从2008年末的16.79%一路升至2022年5月的25.68%，上升幅度达8.89个百分点，同时久期拉长，长期债券投资增加（主要是MBS）。2018年特朗普政府放松了对中小银行的监管，2022年末，美国银行体系AFS和HTM投资组合亏损合计约6200亿美元，与此相对的是当年美国银行业净利润为2642亿美元，亏损超过两年利润之和，这也是2023年3月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美国中小银行发生危机的原因。
2.全能银行体系下的欧洲大型银行：深度参与资本市场，亏损后逐步收缩资本市场业务。
欧洲银行业中，英国为银行控股公司模式，德、瑞等为全能银行模式。全能银行模式中，商业银行既承担传统银行存放款、贴现，也同时进行证券买卖、担保、信托、融资租赁等业务，证券业务只作为银行的一个内设部门，而欧洲银行业经常涉及美国等方向的跨国证券交易，且由于证券交易性质的复杂性，造成了其风控的先天不足。
在利率下行期，欧洲大型银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业务，2022年瑞信投行、财富管理两部门在总资产中占比合计近60%，规模是传统银行业务（40%）的约1.5倍；另一家欧洲大型银行德意志银行架构和瑞信基本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前德银大力向投行业务转型，深度参与衍生品交易，2015年至2017年连续净亏损后，逐步收缩相关业务，2022年末衍生品资产占比22.4%，比2009年下降17个百分点，但仍在欧洲主要银行中最高。从收入结构看，可以发现欧大型银行资本市场收益占比总体明显高于美国传统大型银行（花旗、摩根大通、美银），部分机构已经接近于美国传统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最终，瑞信于2023年3月被瑞银收购，德银股票也在2023年3月遭投资者抛售。
3.日本银行业：拓展海外业务，强化中间业务收入。
日本的低利率过程较为漫长，从1990年至2020年，日本银行业净息差大幅缩窄，2020年后才企稳，同时规模增速受信贷需求不足影响而降低。根据平安证券的研究，日本银行业1993~2000年的各项贷款复合增速为-0.8%，资产总额复合平均增速为0.6%。1992年开始，日本已经允许金融业以子公司的方式开展混业经营，在利率下行期，日本银行业试图通过加大证券投资、拓展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方式应对，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由1997年末的30%左右提升至2022年末的40%，同时进一步扩展海外业务以提高资产利润率，2022年，三菱日联、三井住友、瑞穗等日本主要银行集团海外贷款在各项贷款中占比均超30%，由于日本国内的极低利率，海外利息收入占比更高。
政策启示
1.推进利率市场化，强化高质量金融供给。
各国净息差收窄程度的差别并非偶然，美国银行业净息差收窄幅度较小主要是因为其负债成本的弹性，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金融深化带来了较多的结算需求，同时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使得银行负债成本能够灵活调整。
从负债成本弹性而言，银行获得活期存款的能力至关重要。活期存款属于低成本的银行负债，在利率下行期，活期存款一是本身定价低而受利率影响较小，二是由于活期存款部分代表了客户随时的货币使用需求，所以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负债来源。活期存款的来源一是小微企业和个人为了应对商业和个人需求的存款，如流动资金、工资发放、住房按揭、信用卡等，这需要银行深挖服务需求，提高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占比；二是综合性金融服务带来的客户结算性需求，如证券、保险代销、理财等，还有相关的资金托管、存管等业务，这和整体上金融服务的深化和单体机构服务能力均有关系。
2.债券投资是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的增配重点，但在穿越周期时可能存在风险。
在利率下行期，由于债券价格上升，如同时信贷需求不足，银行不断增持债券，但在经济恢复后，政策利率上升，债券可能面临浮亏从而引发风险。从过去看，美国主要是中小银行出险，欧洲主要是大型银行出险，主要是美国先前放松中小银行监管，而欧洲的全能银行模式和业务特点存在风控上的缺陷。
3.信贷质量是银行跨越周期的关键变量。
在利率下降的前期，往往是企业盈利出现困难、信贷质量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这时银行的拨备、利润将受到冲击。此时前期机构的资产结构、风险偏好将在不良贷款率上集中体现，从历史经验看，信贷质量下降的时间越长，资本利润率恢复用时越长，如1992~2002年日本银行业为处理不良贷款约花费了90万亿日元，2001年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至8.4%的峰值，处置不良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日本银行业ROE直至2011年才恢复到5%左右的稳定水平，花费了接近20年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银行机构主要和企业之间通过相互持股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关联贷款导致银行和企业风险深度交织。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2006年初开始上升，至2010年初攀升至峰值4.96%，不良贷款率上升时期仅有4年，美国银行业ROE在2011年即恢复至10%左右，当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是实体经济的一种反映，但是银行信贷质量管控对于单体机构跨越周期仍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